最近舉行的北京市人代會上，從事小學教育43年，做校長20多年的北京實驗二小校長李烈，在市長面前說出了許多校長的心聲。

　　她說：“在我校長生涯結束的時候，我越發覺得教育要敬畏規律！”

　　隨著教育綜合改革迅速推進，眼下，落實到學校和教師身上的任務越來越重。遺憾的是，隨著教師流動走校、學生分層走班、學區集團化辦學等等改革措施的展開，匆忙應對的教師工作量大大增加，但相應的培訓和待遇等卻沒有增加——根據一些規定，大筆經費只能用在項目上，不能用在人身上。

　　即使在貧困邊遠地區，校舍教室在推進改善，但代課教師拿不到工資的事情依然時有耳聞。

　　時常聽到教育工作者訴說無奈，現在，李烈校長終于將意見帶上了人代會。

　　以下為李烈校長的發言摘錄——

　　教育好像誰都能評說，誰都懂，政府也把教育放在首位，改革效果也很明顯。但今天我想向市長、向各位代表呼吁的是，教育要敬畏規律，要為教育營造生態環境。政府要系統作為，要建設教育改革中的配套機制。

　　現

　　今的教育投入“目中無人”

　　舉個特別小的例子，但是能典型地反映其中的問題。

　　比如教師的培訓，誰都知道一所好學校，取決于教師隊伍水平的高低。誰都會說，軟件其實比硬件更重要。但是，政府在教育軟硬件的投入上，有懸殊。

　　教育不是沒錢，投入的錢挺多，但目中只有物沒有人。比如現在提城鄉一體化，名校到農村辦學。政府給薄弱校投入，但這些錢只能用來搞基建、買設備，唯獨不能給老師用，或是拿很小的比例用于老師的培訓，然后這個培訓又有很多規定，比如不能出國，香港也不能去。每天住宿、吃飯、交通等方面都有細致嚴格的規定，現在我們都沒法帶老師們出去培訓。

　　因為政府資金的績效評價要求，一年前你就要為這個培訓做非常細致的、但根本沒法實現的預算。比如我們西城的名校長工作室，有十幾位校長，一年會給幾萬塊錢，但是你出去坐什么車、和誰去、請誰、住在什么酒店，提前一年就得做好，這個根本沒法做。然后第三方專家團隊，會按這個預算去評價，如果前面做得不準，那就是問題；如果做了預算因為特殊原因沒有按時實現，這也是問題。

　　優

　　質教師為薄弱校做培訓，為何不能有報酬？

　　去年下半年的時候，對于教師的培訓，北京批了一筆錢。當時有個措施，考慮到農村薄弱校的培訓層次不夠，所以北京就分兩批，命名了一些教師培訓基地，任務是給這些學校老師培訓。給到培訓基地的錢，支出可以買設備，可以有學校建設需求，也有個很小的比例是用于指導教師的費用。

　　一個學期結束了，我們的培訓任務也做完了。到最后，錢下來時，規定卻變了。比如拿我們學校來講，只有45萬是給到人頭。這些錢是怎么給到人頭的呢？我們當時代培了將近十位來自郊區的老師，這45萬里含這些老師的吃住，含他們的活動經費，這樣分配完了，所剩的錢就很少了。

　　剩下的很少的這一筆錢，可以給指導老師搞活動或買點東西，但當初承諾的是，這些指導老師出色地完成本職任務之外，額外承擔這些任務，會給指導費，最后一分都沒給。因為錢是打到學校賬上的，有額度限制，一分都不能給到老師。

　　這是個很大的反差。如果沒有錢，大家不會在乎，但是這么多錢的教育投入，唯獨缺老師的投入，而且是像這種名正言順的指導費。這是明顯沒有道理的。看似事小，但反映的是大問題，就是這種對軟硬件投入的反差，不切實際。

　　李烈校長向市長呼吁：教育要敬畏規律！

　　老

　　師出國管太嚴，反而會變成一種浪費

　　作為教育的發展，尤其是教師行業的特殊性，眼界必須要寬。你要有一定的國際視野，但是現在難得出趟國，限制又非常多——時間五天，人數也大概只有6個人左右。而且這樣的規定越來越嚴。這會帶來什么問題呢？

　　比如我們和美國一所大學有共同合作的課題，有個國際比較教育研究院。當時暑假，加拿大的蘇黎世教育局，通過外交部也特別地邀請我們到訪交流。我們就想著組織老師準備前往美國和加拿大一起交流，當時覺得這一趟路費值了，可以到美國進行課題交流，也可以到加拿大訪問。

　　但當時一報批，說不可以。因為有規定，不能到兩個國家，而且一個國家也不能超過兩個城市。花那么多錢出去一趟，去掉路上往返時間只剩下三天，參加活動交流一天，到另一個城市友好校用一天，然后這中間路上還有時間成本。

　　再比如，我們和很多國家的學校有合作關系，老師之間會進行互訪。美國的學校，老師帶著學生來我們學校，都已經三次了，但是我們一次都沒有成行。原因是，第一次我們想組織學生去的時候，規定是十幾個學生配一個老師，這個規定的不合理在于，小學生和中學生、大學生太不一樣了，但規定的師生比例卻沒有區別。

　　這樣要怎么成行？有人出主意說，那就虛報，學生多報點，到時候說學生沒那么多去的。但我說這不行，這明顯作弊。所以現在沒別的辦法，我們就不去了。人家問我們為何不能履約，不去訪問了，我們這都張不開口，沒法說真實的理由。

　　類似這樣的規定，越來越多。看似事不多，但它真的在反映一個問題——這也是政府對財政支出不合理的規定。而這些事情都缺少人去研究，這不是我們教育口單方面可以解決的。

　　老

　　師做得越好，我越覺得對不起他們

　　今天我特別想說的是，具體的事在教育口一線，大家涉及到的瓶頸問題，其實不是教育口能解決的，也不是一個區有權力能解決的。

　　我們西城區配套改革，非常勇敢地出臺了一個舉措，就是評副高級教師的權力下放給集團，但是在評選過程中也有很多問題，有些硬性規定是被市里限制的。所以改革當中，太需要配套措施了，不是想得挺好、有個布局和意向后，就可以轟轟烈烈搞起來，而當做的過程中有很多新的挑戰和問題時，卻沒有新的應對。不僅僅效果會打折扣，人也經不起折騰。

　　我這做校長的，覺得老師做得越好，我越對不住他們。因為看到教師團隊的辛苦，只做加法不做減法，付出和回報不成正比。我提這個問題是為了教育，希望改革必須系統進行。沒有系統的規劃，沒有相應機制的保證出臺，不要太快、太猛地把方案放出來。

　　教育尤其不能一刀切，不能和別的行業一個標準。有些大的原則可以和上面保持一致，但有的可以量身定做，為教育營造符合規律的生態環境，教育的豐富性、多樣性、結構性，都要考慮。

　　【注：李烈校長的發言轉載自教育圓桌（ID： jiaoyuyuanzhuo），由北青報記者林艷整理】

　　這番話，很快引起社會共鳴——

　　好的教育真的離不開好的老師，有良知、有眼界、有智慧、有耐心……當把所有美德的光環都加給老師，唯獨把老師的實際發展需要、生活需要、健康需要都拋在腦后的話，恐怕結果是沒人愿意做教師！如果真的重視教育，要在改善吸引教育人才方面也要下工夫。市場經濟中，教育人才的激勵模式不能不接地氣……

　　感謝李烈校長能為教育直言。教育已經很少有創新的空間了，學校想要做點事情真的不容易，我真的希望為學生做教育而不是為業績做教育。更希望教育人能實話實說把教育做實。

　　如果老師被逼得麻木了，中國的教育還有指望嗎？

　　李校長講出了我們校長的心聲！教育不同于其他行業，一定要按規律去做，違背了規律就影響了教師的成長，影響了教師的成長就影響了中國的下一代！

　　教育要敬畏規律！這是所有教師的心聲，也是孩子們的心聲，更是家長與社會的心聲！教育需要有個性的教師，學生需要有特色的教育，讓校園充滿生機與活力，學生身心才能健康發現，中國教育才有希望！

　　李校長道出了教育系統普遍存在的現象，現在不要說是出國培訓，在地方上出省培訓都少得可憐。我們這些一線老師哪有機會外出學習啊！要知道有句話說得好，培訓學習才是給老師最大的福利啊！

　　根本問題是社會對教師認識的工具化，所謂重視教育只是停留在自家孩子的教育上。 一說教育投入就是大拆大建，重復建設。一說“最美教師”就是病、窮的教師堅守教育崗位。長此以往，做教師的心理必然猥瑣自卑，怎能教育出高素質的下一代？

　　但愿今后的教育能有所突破，真正體現教師這個群體帶給社會、家庭，尤其是孩子們的驚喜變化！

　　事實上，李烈校長談的問題，很長時間以來都是教育工作者渴望突破的瓶頸。

　　推進教育公平，切不可“目中無人”

　　方展畫 / 浙江省教育科學研究院院長在東部發達地區，我們很多學校的硬件已經遠遠超過了歐美學校，但迄今為止，我們還沒有認認真真研究過，究竟多大的校園是必需的；各級各類學校究竟需要多少建筑面積才是合理的；教育設施的投入與更新是否要擬一個標準或規范？……

　　進入21世紀以來，我們已基本解決了學生“有學上”問題，國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讓每個學生受教育的權利得到了保障，實現了比較均等的受教育機會。對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的大國來說，這是了不起成就。但我們國家這么大，區域發展水平很不平衡，特別是東部沿海的發達地區，從目前來看，教育公平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有學上”的問題，而是“上好學”的問題。

　　在解決學生受教育機會均等的情況下，教育的“硬實力”是一個前提。什么叫“硬實力”？按我的理解，它主要體現為物理性的、顯性的層面，是教育的外部保障條件，但“硬實力”不是教育本身。

　　相比較而言，教育的“軟實力”則表現為功能性的、隱性的層面，體現教育活動的內涵，涉及教育理念、教育機制、教育內容、教育方法等等。

　　如果說，教育“硬實力”是有了錢就能辦到的，那么，教育“軟實力”是有錢也未必能辦到的。所以，提升教育“軟實力”這項工作更艱巨，但也更重要。

　　就我國東部發達地區而言，這些年來，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教育的“硬實力”已得到顯著的提升。我們經常有校長到歐美去考察、了解當地的學校教育，回來后有一種自豪感，覺得他們的校園沒有我們的大、硬件設備也沒有我們好，甚至我們目前的信息化水平已經超過歐美的很多國家的學校了。

　　但是，如果我們對于教育公平政策的設計還固步于這樣的思維，還著眼于把提升教育“硬實力”作為主要目標，還在保障教育“供給”上做文章，那可能會誤入歧途。從當下的實際情況來看，這種擔憂并不是多余的。

　　這些年來，我們建造的學校越來越豪華，校園的面積越來越大，教育的設施更新不僅越來越快，且還越來越先進。但這些教育供給的這些“條件”有沒有一個合理的限度？

　　迄今為止，我們還沒有認認真真研究過，究竟多大的校園是必需的；各級各類學校究竟需要多少建筑面積才是合理的；教育設施的投入與更新是否要擬一個標準或規范？教育信息化水平應建設到一個什么樣的程度才會發揮最佳的教育效果？至少，我們的政策設計者似乎還沒有充分意識到要先研究這些問題。

　　所以，教育“硬實力”的提升應該有一個邊界，一味追求“硬實力”的高大上并非是科學的態度。在我看來，至少在東部發達地區，教育公平的主要矛盾已轉變成能否解決“上好學”問題，教育“軟實力”的提升應成為政策關注的焦點與重心。

　　在推進教育公平的過程中，或多或少存在著“目中無人”的問題。看到的是經費、建筑、設備，沒有“看”到學生，沒有“看”到學生的訴求，沒有“看”到我們所訴諸的公平教育是如何體現學生需要……

　　毋庸置疑，教育的“硬實力”與“軟實力”有一定的關聯性，但這種關聯性不是必然的。當年西南聯大在這么困難的辦學條件下培養出了這么多大師級的人物，西南聯大的“硬實力”和現在的北大清華肯定是不可同日而語，但為什么我們現在還在懷念那個時期的“好教育”？！

　　問題出在哪里？我認為，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我們在推進教育公平的過程中，或多或少存在著“目中無人”的問題。這種“目中無人”的傾向可能已侵入教育的方方面面。在現有的相關政策中，具體政策制定時，我們可能還沒看到“人”，看到的主要是經費、建筑、設備……還是物質層面的。我們沒有“看”到學生，沒有“看”到學生的訴求，沒有“看”到我們所訴諸的公平教育是如何體現學生需要的。

　　更有校長就上海一所實驗性示范性中學的南京三天生存訓練何以演變成5元錢的南京路之旅發出質疑——學校不能名正言順地主導教育教學活動，是教育的悲哀鄭方賢 / 原復旦大學附屬中學校長

　　西區某高中的學生自帶5元錢有組織地在上海中心城區體驗生存訓練——去年夏天在上海媒體上看到這則報道，不禁啞然。我們都知道這個學校最具傳統和特色的學生社會實踐項目，是赴南京三天的生存訓練，何以現在變成了5元錢的南京路之旅？

　　后來有消息傳出，作為常規的社會實踐活動，學校每年都預先向學生收取旅行費用以代為辦理相關票務等手續，盡管學校沒有從中謀取一點利益而僅僅是有利于活動組織，但是在上海市某部門組織的檢查中還是被認定為違規收費，為此學校還被取消了已經獲得多年的文明單位稱號。

　　現代社會有共識，教育必須融入社會、融入實踐才算完整。組織學生開展社會實踐活動是學校最具本原的功能，是學生綜合素養培養的主要途徑，而且由于基礎教育的奠基作用，學生培養質量的高低直接影響二十年后國家經濟社會的發展水平。

　　以上述這所高中學校為例，無論從學生的招收或培養質量進行評價，都可列入上海的前十位高中學校，相對上海目前每年7萬多初中畢業生，在這所學校學習的學生基本均位列當屆學生的前5%。這么優秀的學生群體，我們當然寄希望于將來他們成為國家的棟梁之才。可是，這么優秀的學生居然只能在市中心進行所謂的生存體驗，將來又如何能擔當大任。

　　筆者的學校每年要接待500多位前來交流學習的海外學生，他們從世界各地來到上海，有的甚至通過上海再深入內地接觸和了解中國的社會、文化和學生。同樣是這個年齡階段學生的培養，兩相比較，教育質量的高下不辯自明。

　　當然，有責任感的學校還是在諸多約束下，盡可能地為學生創造接觸社會的機會。不過必須吸取所謂的經驗教訓，在每次活動之前都向同學和家長直白說明，盡管是學校安排的重要的培養項目，但在形式上必須由學生或家長直接委托旅行代理機構進行操作，而與學校無關。當今的學校都不能名正言順地主導一個正常的教育教學活動，這不能不說是我們教育的悲哀。

　　實際上，絕大部分學校在學生培養上是趨于保守的，其客觀原因是對于教育的各個參與方（學校、學生、社會）之間的權利和義務沒有清晰的界定，更沒有法律的保障。

　　所以我們不斷會從媒體上獲悉這樣一些事件——

　　學校從市場上正常采購的用品被發現有質量問題，學校要被追責（而不是追究市場管理的責任）；

　　載有學生的大客車出了交通事故，學校要被追責（也不是追究交通管理的責任）；

　　連學生乘坐的外國的飛機掉下來，學校也是要被追責的。

　　在如此氛圍下，我們能實施的教育肯定是沒有任何生氣的教育，也是沒有未來的教育。

　　之所以造成這種局面，關鍵原因是長期以來學校的法人地位和作為學生培養的主體定位沒有得到認同。

　　課程標準由政府部門統一制定，階段性辦學目標的實現也是靠政府部門強有力的推動，這種管理體制確保了基礎教育質量的均衡，但同時也一定抹殺了學校的辦學特色和學生個性化培養目標的實現。

　　我們經常聽到這樣的議論：教育局長承擔了校長的職責，而校長實際扮演了教導主任的角色；又由于長期的應試教育，導致大多數的學校沒有意識、也沒有能力開展涵蓋德智體美勞的全面培養，可以說離開了政府部門的管理也將不知所措，這樣更促使政府部門運用行政手段來管理和推動學校的辦學。

　　但問題是即使在政府部門強有力、全面統一的管理下，我們是否就能實現高質量辦學的目標呢？

　　筆者也曾遇到過類似上述西區某高中的情形。所在學校的新生國防教育一直是在校內組織的，邀請部隊官兵開展軍訓，同時組織入學教育和與老生的融合活動，在有限的時間里讓新生較快地融入校園生活，多年的傳承也形成了學生工作的特色。

　　某年在接受上海市某部門組織的檢查中也被告知軍訓收費不合規定，學校想多年的傳統不應有錯，當即對照《教育法》，當然是語焉不詳、不得其解；再對照當年林林總總收到的14份相關收費的規定，也沒有發現問題，無論是收費內容、收費對象還是收費額度都在規定范圍里。

　　后來被提醒說，主管部門的業務處室曾有個通知，只有安排到特定的基地開展軍訓才能收取這個費用，才恍然大悟。我們及時整改，第二年把學生送到基地軍訓，但被告知所收費用不足于完成全部軍訓內容，只能削減時日應對之。到第三年，由于基地本身的原因，被告知軍訓暫停，打亂了當屆學生的培養計劃。

　　這個事件一是反映教育管理基準的設定，到底是依法辦學、依規辦學甚而是依通知辦學？第二是政府應該如何選擇管理模式才有利于學校特色辦學、進而提高整體的教育質量。

　　歷史的經驗教訓告訴我們，教育尤其是基礎教育是未來的事業，其政策具有長期性和穩定性，其作用的顯現要經歷數代，但是其政策的制定者和管理者卻又是當下時代的人，所以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是最考驗執政者智慧的。

　　而所謂的政策和規定又極具功利和短期特征，對諸如市場管理、社會管理能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但是對教育的影響卻是難以預料的。很顯然，我們還是應該回歸教育本源，在法律的框架下推動依法辦學，才是根本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