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近代中國一位舉足輕重的軍人政治家，蔣介石瞧不起坐而論道的文人書生，但他本人卻酷愛讀書。光1919-1945年間，蔣日記所記的閱讀（含請專家講讀）書目就近200種，其中中國古籍（經(jīng)、史、子、集）80多種，新書（清末民國時期所著譯）100多種。

　　雖然，蔣介石不像毛澤東那樣“讀書破十萬卷，藏書十萬冊”，但他讀書不習慣快速地泛讀，而是偏愛緩慢地精讀。讀每一本書他都要從頭至尾讀完，少有中輟。其中有少部分書是常年反復讀，讀三五遍甚至更多遍。蔣不僅數(shù)十年持之以恒地讀書，也數(shù)十年持之以恒地寫日記，其閱讀書目和讀書感懷常記載于日記中。

　　蔣介石的閱讀習慣、閱讀方式、閱讀取向、閱讀偏好都十分特別。更鮮為人知的是，下葬時，其靈柩中除了象征他一生榮譽的勛章與黨旗以外，還有他生前最常閱讀的四本書。究竟蔣公一生最鐘愛哪些書呢？隨其入葬的又是哪四本書呢？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大學》

　　蔣介石雖留學日本，但一生都保守著傳統(tǒng)讀書人的閱讀偏好，喜歡閱讀古籍。愛古籍這點和毛澤東很像，但毛澤東喜讀史、蔣介石愛讀經(jīng)。蔣讀經(jīng)書，多是反復讀。而他對于《大學》的評價最高。1934年9月，他在廬山給受訓的軍官將領專門講解的就是《大學》之道。

　　蔣介石幼年時就背誦《大學》無數(shù)遍，在他眼中《大學》之道，是由內(nèi)在的德性之修養(yǎng)，到外發(fā)的事業(yè)之完成，為一貫不斷進取開展的過程，是中國最基本的政治哲學，它將一切做人做事的道理，都包羅無遺，把個人的內(nèi)在修省以及向外發(fā)揚的道理，發(fā)揮到了極致。

《中庸》

　　蔣公也十分推崇《中庸》，在日記中，他曾多處記錄讀《中庸》的感想。1936年3月，蔣在南京陸軍大學專門講解《中庸要旨》，認為《大學》以格致誠正為本，而《中庸》以慎獨存誠的‘誠’字為體，《中庸》是本體論，《大學》是方法論。

　　他認為如果能細心研究《中庸》一書而得其要旨，立身處世，便可以受用不盡。此外，蔣反復強調(diào)，《大學》《中庸》所說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那一段話，由修身做起，最終以“平天下”為目標，是中國固有政治哲學之精微博大、高明切實之處，為外國的政治哲學家所不及。

《曾國藩家書》

　　蔣介石十分推崇清代政治人物曾國藩，一生受曾國藩的影響非常大，可謂對其的喜愛到了頂禮膜拜的程度。一本《曾國藩家書》常被他置于案旁，終生拜讀不輟。據(jù)說，他點名的方式，靜坐養(yǎng)生的方法，都是模仿自曾國藩。曾國藩對蔣介石的影響，由此可見一斑。

　　他讀曾的書，著眼處亦在立志養(yǎng)氣、立品修行方面，處處以曾國藩為道德楷模。曾國藩有寫日記的習慣，并喜歡在日記里三省吾身，蔣介石跟著學寫日記，還在日記里痛罵自己，注重修身。蔣原先生性好玩，風花雪月，后來學了曾國藩，才改性子，可以說他能成為一黨一軍一國的統(tǒng)帥，很大程度是他學曾國藩的緣故。

《孫子兵法》

　　蔣也喜愛閱讀軍政謀略與治術(shù)方面的書籍，而他一生讀得次數(shù)最多、談到也最多的首推《孫子兵法》。1930-1937年間，蔣日記中幾乎年年都有讀《孫子》的記載，且每有嘆為觀止之慨。蔣讀《孫子》強調(diào)學以致用，從中汲取軍事謀略與治兵之術(shù)。

　　蔣介石雖然對《孫子兵法》引用甚多，涉及其多個篇章，但最重視的是“計篇”，尤其強調(diào)其所提出的“五事”的軍事原則。“五事”指軍事戰(zhàn)略的五個要素，即道、天、地、將、法。蔣介石一句話概括了這五事：要明確作戰(zhàn)的目標——主義，利用天時，判別地利，提高將領作戰(zhàn)能力，嚴明部隊紀律。

《圣經(jīng)》、《荒漠甘泉》

　　《圣經(jīng)》和《荒漠甘泉》是隨蔣介石入葬的其中兩本。《圣經(jīng)》是基督教的宗教經(jīng)典，而《荒漠甘泉》是著名的基督教靈修書籍，幫助許多基督教徒和非基督教徒在困境中重獲希望。蔣介石對于基督教在一開始是猶疑和不完全信任的，但由于夫人宋美齡全家信教，蔣介石也因此受到了感染。

　　蔣介石對基督教的信仰成為了他后來的精神支柱。無論是后來內(nèi)戰(zhàn)的失敗，還是被迫遷往臺灣，他都沒有轉(zhuǎn)棄自己的信仰，堅信天父不會虧待他。而愈到晚年，蔣介石對于“天父”的依賴愈為強烈，不僅要事都要問卜，并且無論結(jié)果都相信是天父的意志。毫無疑問，基督教的信仰對于晚年的蔣介石有著重要的影響。

《唐詩三百首》

　　蔣介石去世后隨其入靈柩的除了上面提到的兩本基督教經(jīng)典外，還有《三民主義》和《唐詩三百首》。這三類書，分別代表著蔣介石的三個身份：虔誠的基督教徒、國民黨領導人以及中國傳統(tǒng)文化追隨者。相比起其他書，《唐詩》更帶著些許柔情色彩。

　　1975年，清明節(jié)將至，89歲高齡的蔣介石呼喚身邊的護士為他念誦幾首描寫清明的古詩，當請護士誦念黃庭堅的《清明》“賢愚千載知誰是，滿眼蓬蒿共一丘”時，蔣介石因衰老和病痛而憔悴的面容起了變化。不論是生前曾叱咤風云、左右時局的大人物，還是平凡的小人物，大限將至，都不過是塵歸塵土歸土，尊卑貴賤其實并無區(qū)別。可見，中國傳統(tǒng)文化對于蔣公依舊是深入骨髓的。

《王安石集》、《張居正集》

　　蔣介石也喜讀傳統(tǒng)人物的傳記與文集，在中國古代政治家中，他對王安石和張居正更是情有獨鐘。王安石與張居正是宋明時代兩位推行大規(guī)模改革措施的政治家。

　　蔣介石讀王安石的文集，敬佩其變法的勇氣，認為中國要轉(zhuǎn)弱為強，也必須推出新制度。對于張居正，蔣十分推崇其“治術(shù)”，并認為自己的氣節(jié)、才情與機遇，與張居正十分相似。1939年1月7日，他亦指定干部看《王安石集》與《張居正集》。

《孝經(jīng)》

　　《孝經(jīng)》為中國古代儒家的倫理學著作之一，以孝為中心，比較集中地闡發(fā)了儒家的倫理思想。書中指出，孝是諸德之本，“人之行，莫大于孝”，“孝悌之至”就能夠“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

　　《孝經(jīng)》對于蔣介石的一生尤為重要。他在1934年5月13日里寫道：“晚誦《孝經(jīng)》立身行道，揚名于后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6月14日，其母親忌辰之時，他親手書寫《孝經(jīng)》開宗明義章，說：“甚思遺留后人，使其孝弟立業(yè)，以補吾過也。”1937年2月11日，在溫讀《孝經(jīng)》之后，他記下：“立身行道，揚名于后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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