寶坻疆域不大，目前總面積1450平方公里，在全國兩千多個縣級行政單位中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寶坻歷史不長，從金大定十二年（1172年）算起，只有842年，比起泱泱中華五千年文明史，僅僅是個后起之秀。然而，就在這有限的空間和時間之內，我們的先人生生不息，奮斗不止，給我們留下了豐厚的歷史文化遺產。仔細盤點這些遺產，對于我們認識歷史，把握現在，創造更加豐盛的文化成果，是很有意義的。

　　寶坻作為一個代表特定行政區劃的專有名詞，是從建縣時才產生的。當然，沒有這個名詞的時候，這塊地方早已存在了。據歇馬臺商周遺址的考古分析，三千年前，這里就有人類生存。這么說，寶坻的歷史又很長。戰國時，這里是燕國的一部分。秦朝一統天下，廢封建，立郡縣，此地在漁陽郡的轄區之內。以后，隨著朝代更迭，這塊地面的歸屬也變化不定。北魏入雍奴，隋朝屬涿州，唐朝歸范陽，五代時還讓石敬瑭作為禮物，隨同幽云十六州一起割讓給契丹。契丹后來改國號為“遼”，今天寶坻境內還留有若干遼代遺跡以及傳說（如蕭太后運糧河），還有村莊稱為“耶律各莊”，而耶律正是遼國皇族的姓氏，原因即在于此。

　　然而，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段之內，寶坻這塊地方都是遠離中心的窮鄉僻壤。以唐朝后期的安史之亂為界，在此之前，中華文明的核心區域在黃河流域；在此之后，主要的經濟和文化重心就轉移到長江中下游一帶了。不論長江還是黃河，距我們這里都很遙遠。按照秦漢時郡縣制的標準，萬戶以上為大縣，其長官稱“令”；萬戶以下為小縣，其長官稱“長”。這塊地方連作個小縣的標準都不夠，可以想象那時是怎樣一種蠻荒景象了。

　　金滅遼（1125年）后，寶坻的命運發生了轉變。1153年，海陵王完顏亮將大金國的都城從上京（今黑龍江阿城）遷都于燕京，就是今天的北京。借著這個機緣，寶坻一下就從窮鄉僻壤變成了天子腳下的畿輔重地。再加上五代時趙德鈞在此地開辟鹽場，建立新倉，置榷鹽院，以及有遼一代的逐步開發，寶坻漸漸成為人煙輻湊的興旺之地。大定十一年（1171年），金世宗完顏雍離京巡視，來到此地，“歷覽之余，顧謂侍臣：此新倉鎮人煙繁庶，可改為縣，第志之。明年，有司承命，析香河縣東偏鄉閭萬五千家為縣。以榷鹽歲入國用，方之天下及至十一，謂鹽乃國之寶，取如坻如京之義，命曰寶坻。列為上縣，著為版籍。”（金鹽使司劉晞顏《寶坻縣記》）后來，寶坻還一度升格為盈州，但不久又回到縣制，一路走過元、明、清、中華民國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直到2001年撤縣設區。

　　關于寶坻的地理形勝，康熙年間的《寶坻縣志》這樣概括：“西拱京師，東連大海，南通天津，北抵云薊，三山擁峙，四水縈回。”寶坻舊“八景”中的“薊界云山”和“潮河飛練”最能代表寶坻的地理特點。寶坻境內沒有山，但是燕山余脈就在不遠處，正好作為憑欄遠眺的景觀。橫看成嶺側成峰，山本來就應該站在遠處來觀賞。乾隆版《寶坻縣志》這樣說：“邑有三岔口，諸水縈洄，經乎東而緯乎北，遙望薊州諸山，宛如屏障，空濛縹緲，都成畫圖。”寶坻過去直通大海，直到清雍正九年（1731年）分設寧河縣后，才與海隔開。雖然隔開了，但還有河道相連，“縣東之潮河，出海北上，蜿蜒數百里。每早晚潮至，波濤撲空，橫飛素練，亦壯觀也。”這就是潮河飛練的景觀。除了自然景觀，寶坻最大的好處在于它背山面海，一馬平川，水源充足，利于開墾，在以農立國的年代，確是一塊不可多得的寶地。再加上魚鹽蘆葦之利，商賈漕運之便，寶坻作為曾經的“京東大邑”、“畿輔望縣”，也不是沒有根據的溢美之詞。

　　俗話說，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個地方的民俗以及它培養出來的人物，不可避免地帶有不同于他處他人的地域特征。那么，寶坻人的特征是什么？答案就在寶坻人的生存環境和生活方式里面。建縣以來的全部歷史，寶坻人基本上都以耕地播谷為生，所謂一分耕耘一分收獲，這種生活方式對人的要求就是勤奮、謙和、節儉、樸質。這八個字，也可以概括寶坻人最基本的性格特征。從這樣的性格特征出發，我們就可以理解，寶坻為什么是個特別能出勞模的地方了。那么農民又靠什么改變命運？除了通過勞動積累財富，就只有苦讀詩書，走科舉之路。因此，亦耕亦讀，忠厚傳家，詩書繼世，就成為千年不變的傳統。很多人通過這條路改變了命運，走出黑土地，步入社會的中層和上層。因此，才有了林亭口李氏家族“李半朝”的傳說，才有了東廣林木張氏兄弟同榜登科的佳話。在這些通過科舉進入仕途的人身上，也仍然抹不去家鄉傳統的印記。從寶坻出去做官的人，一個基本的共同點是為官謹飭，多行善政，成為造福一方、百姓愛戴的循官良吏；既沒有扭轉乾坤、左右歷史的名將名相，也絕少作奸犯科、魚肉百姓的無恥之徒。從《寶坻縣志》的記載中就可見一斑。

　　比如金代的馬琪。馬琪是寶坻有記載的第一位進士，正隆五年（1160年）擢進士第。先任永清縣令，以治政有方而聞名，調任戶部員外郎，曾受皇帝特遣出使宋國。明昌四年（1193年），官拜參知政事，一度受命治理決口的黃河。金章宗完顏璟這樣評價他：“琪不肯欺官，亦不肯病民，是可用也。”

　　比如明代的劉英和芮釗。劉英于洪武年間任繁峙知縣，清廉守法，深得人心。后來因故罷官，邑人爭相向朝廷投訴。朱元璋對身邊人說：“安有得民如此，而為紕政者哉？”給他恢復原職，滿足了百姓的要求。芮釗是正統年間的進士，由御史做起，歷任江西副使，遷陜西布政使，所到之處，都留下良好的政績。他任甘肅巡撫時，甘肅地處邊防，很不安定。芮釗訓練士兵，謹慎設防，廣積糧草，三年之間，境內晏然，百姓安堵。后來敵寇入侵，朝廷命令正在家中服喪的芮釗即刻赴任。他分兵進剿，所向克捷，及時穩定了局勢。因為操勞國事，芮釗死于任上。他為官清廉，死后“惟余敝衣數篋而已，幾無以殮櫬歸，童叟為之嗟嘆。”

　　再如清初的杜立德。杜立德是明朝最后一科進士，還未及出仕，就江山易主了。通過地方官員的舉薦，杜立德進入政壇，并一直在中央朝廷任職，先后擔任刑、戶、吏三部尚書，拜保和殿大學士。在任刑部尚書時，每當審查大案，他都周祥反覆，希望給定罪的人留下一條生路。如果不如所愿，則整天不出官署，甚至忘了回家吃飯。順治皇帝曾經對群臣說：“爾等識此人乎？此新授刑部尚書杜立德也，不私一錢，亦不妄殺一人。”康熙皇帝稱贊他有古大臣之風，賜宴時特別命令列坐殿內，“漢大學士入殿坐，自立德始也”。杜立德致仕還鄉時，皇帝還賦詩送行，可謂風光無限。

　　這只是隨手拈來的幾個例子，這樣的例子很多很多。寶坻靠什么揚名遠方？憑什么與其他地方并立于中華版圖之內而不羞不愧？在很大程度上，就靠這些走出黑土地的寶坻人。他們在外面行善政，做好事，給百姓造了福，為國家立了功，人們感激他們，才順帶著對寶坻這方土地有了些好感；如果相反的話，寶坻的名聲也會受到牽累。這一點，對當今的官人又何嘗不是一種警示呢？

　　寶坻的文藝，也帶著濃濃的農耕色彩和鄉土氣息。如果不信，讀一讀浩然的小說，聽一聽馬季的相聲，看一看趙麗蓉的小品就知道了。當然，最有代表性的還是兩項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評劇和京東大鼓。這兩種表演藝術形式規模不同，各有千秋，但它們都起源于田間地頭，傳唱于村頭巷尾，唱的念的都是京東土語，演的說的都是世態民情，它們的根扎在民間，它們的觀眾是識字不識字都可以的老百姓，它們是典型的屬于下里巴人的藝術。看看它們演出的曲目就清楚了：《趙連弼借糧》、《楊三姐告狀》、《羅鍋子搶親》、《喬老爺奇遇》、《王二姐思夫》、《諸葛亮押寶》……現在，它們不僅屬于普通百姓，在我中華藝術殿堂里也占有了一席之地，被越來越多的人欣賞和傳唱。

　　寶坻是個盛產文藝明星的地方，評劇界有金葉子、劉寶山、劉小樓、趙麗蓉、李福安、孔廣山、趙連喜等人，大鼓書則有號稱“三桿大旗”的劉文斌、齊文周、魏西庚以及董湘昆等人。此外，還有人稱“武生泰斗”的京劇名家尚和玉，人稱“鐵嗓鋼喉”的河北梆子名家李佩云，以及河北梆子表演藝術家金寶環等。然而，璀璨的星光之下，卻映照著別一樣的殘酷現實。過去，藝人的社會地位很低，生活條件很艱苦，很多農家子女都是因為生活所迫才走上習藝之路的。為什么會這樣？因為寶坻地處九河下梢，十年九澇，過去水利設施不健全，有水就成災，大多數百姓的生活都是十分困窘的。唱戲學曲，走村獻藝，其實比要飯強不了多少，是沒有出路的出路。然而，寶坻人的聰明才智就在這樣困苦的環境之中被激發出來了，他們把苦難的生活轉化為鮮活的藝術，用藝術語言表達他們對生活的認知和期冀。哪個成為藝術大師的人物，沒有一番艱苦卓絕的磨礪呢？更何況，還有很多很多唱了一輩子、演了一輩子而沒有成名的人物呢。

　　也是因為條件艱苦，生活困頓，寶坻又是出產手藝人的地方，比如木工、瓦工、剃頭匠。這些行當，都是百姓謀生的手段，然而凡事做到極致，也就成了藝術。盛行于民間的手工編織，所用的材料是再普通不過的蘆葦、柳條、麥桿、棒子皮，經過農夫巧婦之手，即刻化腐朽為神奇，但凡實用的器物，精致的擺設，沒有編不出來的物件。寶坻傳統的兩大寺廟，大覺禪寺和廣濟寺，都建于遼代，也是當年沒有留下姓名的工匠的杰作，建筑大師梁思成曾于1932年專程來寶坻考察廣濟寺三大士殿，稱其為“遼代建筑之楷模”。可惜的是，正如梁大師所擔憂的，最后一座遼代建筑也在解放前被毀掉了。可喜的是，這兩座名寺一在原位，一在異地，又依照原樣重新恢復了。還有元代的雕塑大師劉元，造了不少美侖美奐的神像，以至皇帝下令“非有旨不得為他人造像”。而劉元是道士出身，當年想必也是從寶坻流浪出去的苦孩子。總之，艱難困苦，玉汝于成這句話，用在很多的寶坻能人身上，都是非常合適的。

　　除了下里巴人，還有陽春白雪。科舉年代，寶坻考出那么多舉人、進士，還有人進了翰林院，當然少不了吟詩作賦的高手。只是放在繁花似錦、高手如云的中華文苑里，就不那么顯眼了。盡管如此，儒學名宿王師旦、知府作家李光庭都有著作傳世，在清初詩壇曾經享有盛名的詩人王煐，經過今人挖掘也重現了光彩。王煐在刑部任職時，曾經與朱彝尊、姜宸英、趙執信等文人高士詩酒流連，過從甚密，被稱為“華省仙郎”。他到地處嶺南的惠州做官，一方面簡政緩刑，輕徭薄賦，一方面推行教化，勵士興學，深受地方百姓的擁戴，被稱為“惠陽賢太守”。他建了一座小樓，命名為“憶雪”，暗寓思鄉之意，他的詩集就稱為《憶雪樓集》。民國年間，寶坻還出了兩位奇人：一個是在北京城里敲梆警世、喚醒民眾救亡圖存的李六更，一個是創辦《太平洋月刊》的耿笑天。1948年2月的《太平洋月刊》，全文刊發了毛澤東的《目前的形勢和我們的任務》，成為轟動北平的重大事件。現當代以來，寶坻更是人才輩出，各行各業都有十分出眾的人物，古老的寶坻大地煥發出更加輝煌的人文光彩。

　　寶坻的歷史不是寶坻人自己的歷史，寶坻的人文也是寶坻人與非寶坻人共同創造的。況且，如果刨根問底的話，誰又是繁衍千年的土著呢？現在的寶坻人，十之八九都是移民的后代，不論山東、山西，還是河南、河北，落在寶坻了，就成了寶坻人。即使沒在寶坻落戶，只要來過寶坻，在寶坻做過一些事情，對寶坻的發展有過貢獻，也可以算作寶坻人。事實上，寶坻的發展也確實離不開這些人；這些人的群體越大，寶坻的發展越快。僅以《縣志》所記來寶坻做官者為例，就有不少人是我們不能遺忘的。

　　比如袁黃。他是浙江嘉善籍、江蘇吳江人，明萬歷十四年（1586年）進士，萬歷十六年（1588年）來寶坻任知縣。他來時，正遇上寶坻大水為患，饑荒嚴重，民不聊生。袁黃哀憐百姓，借出自己的俸祿為饑民償還欠稅，還采取各種措施救助災民，組織民眾修筑堤埝，抵御水災，開墾荒地，恢復生產。他撰寫了《勸農書》、《水利說》，親自督促農事，還將南方的水稻種植技術引入寶坻，寶坻民眾到今天還在受益。當時，來自宮廷和上司衙門的各種攤派名目繁多，百姓應接不暇，苦不堪言。袁黃為民請命，將不合理的負擔逐項蠲除，即使得罪上司也在所不惜。他重修文昌閣，大力推動教育，親自到縣學授課，指導學生作文，寶坻文風由此而大盛。他還是一個十分清廉的官員，“將行，囊橐蕭然，惟圖書數車而已，送者皆為掩泣。”

　　再如莊襗。他是江蘇武進人，明弘治九年（1496年）進士，弘治十一年（1498年）來寶坻任知縣。莊襗學問高深，才華出眾，素有經邦治國的胸襟抱負。在他的主持下，將寶坻原來的土城一舉改建為磚城，“城高二丈有六尺，厚視其高；廣四尺，長一千二十八丈。城外有池，池深二丈，廣倍之而加其一焉。四面各有門，門覆以樓。東之門曰海濱，其樓曰觀瀾；西之門之望都，其樓曰拱恩；南之門曰廣川，其樓曰迎薰；北之門曰渠陽，其樓曰威遠：門言其所向，而樓則因其門也。又為水關二，北曰開源，志其所入；南曰節流，志其所出也。又為角樓四，左之前曰環碧，后曰挹青；右之前曰慶豐，后曰樂治：左指其所瞰而右期其所成也。合而名之曰拱都，蓋取其密邇皇都也。”這是一項很大的工程，歷時一年有余才完成。寶坻老城雖然不在了，但從這樣的記述中，我們還可想象當時的壯觀氣象，并且被莊知縣的魄力深深打動。

　　再如程璇。他是湖南益陽人，康熙五十七年（1718）以舉人出身來任寶坻知縣。程璇才識兼具，聰明機敏，做了很多有益百姓的好事，對于興水利、除水患尤其用心。雍正四年（1726），朝廷命令主事官員治理京東水利，有人舉薦程璇。這時他已經離任，仍命他主持寶坻的治水工程。“即以寶坻堤業委之，起三河縣新集、料馬莊至邑之江湟口，以次興筑；嗣浚鮑邱、窩頭河二道，以泄境水；兼堵塞香河縣七里莊明口。日夕不倦，工迄有成……視工者凡六年，須發盡白。及去，猶惓惓為善后計，著《渠陽水利》一書，讀者皆為感泣。”

　　再如伍澤榮。他是湖南祁陽人，雍正五年（1727）進士，雍正九年（1731）年任寶坻知縣。他與程璇都是楚中名宿，而性情耿介，不與流俗相沉浮。他來時，在治水工地上見到程璇。程璇將《渠陽水利》拿給他，他說：“善！后當如是矣。”將程璇的治水方略一一付諸實施。伍澤榮還特別重視教育，“以振興文教為事，省俸制圣廟祭器，講學行禮。聚邑中才俊課之，指示肯綮，文風為之丕變。”后來，伍澤榮因為性情亢直而免官，“其去也，泣送者累累，相望設餞凡三十里。”由此可見，即便在傳統社會，官民之間也不是天然的敵對關系，對于那些正直務實、有惠于民的官員，百姓自有一種發自內心的感戴之情，不論寶坻人還是非寶坻人。

　　光陰流逝，世事變遷，今天的寶坻與過去大不相同了。論人口數量，論經濟規模，論區位優勢，論基礎設施，都是我們的先人想象不到的。那么，在今天，在改革開放的新時代里，我們在總結、回顧先人留下的文化遺產的同時，更應該意識到自己肩上的責任。我們應該如何繼承先人的事業，創造什么樣的業績，才能不愧對先人，不愧對這一方寶地，不愧對這個充滿希望的新時代呢？有志之士，當有所思焉，當有所為焉。

作者：尹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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